宽运法师：交流互鉴 中道圆融

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宽运法师

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，以“交流互鉴、中道圆融”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福建省莆田市举办。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宽运法师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《交流互鉴 中道圆融》，深入讲述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与中道思想。以下为论文内容：

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社会进步的产物，每一个民族的发展、每一个国家的进步、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文明的滋养。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东亚中华文明、南亚印度文明、西亚两河文明等“世界三大古文明”都发源于此。

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在亚洲大陆上竞相绽放，不仅在绵延不息的岁月长河中留下无数感人至深、千古传诵的历史佳话，也照亮了亚洲人民筚路蓝缕求发展、栉风沐雨谋幸福的漫漫征程。抚今追昔，我们应当为亚洲文明备感自豪。

中国作为亚洲文明古国，在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，形成了讲仁爱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的价值追求，秉持兼善天下、普济苍生的情怀。今天，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，愿与各国人民交流互鉴，携手实现合作共赢的亚洲梦、世界梦。

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世界进入多层次、多元化问题交融的阶段，单一或局部简单的方式，已无法解决世界面临动态开放的复杂发展问题。这些问题的解决，需要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，预测人类全球化共同未来，提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

2014年3月27日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、被国际舆论称为“新文明观”和2014“文明宣言”的演讲，系统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思想。

他指出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互鉴而丰富”；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三项原则：第一、文明是多彩的；第二、文明是平等的；第三、文明是包容的。

这正是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”伟大智慧的当代体现，它要求尊重多样，平等互涵。他呼吁世界不要从“文明冲突论”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，而是要基于文明交流、互鉴的事实。唯其如此，“和平理念的种子才能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”。习主席的这篇演讲，对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以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、相处，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。同年，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，发表关于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演讲，进一步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。而在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》中，习主席又强调，“我们要树立平等、互鉴、对话、包容的文明观”。

这一“文明观科学”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，顺应各国人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愿望，是对文明冲突、文明优越等陈旧论调的超越，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一条和谐共生之路。

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、多宗教和多神崇拜的兴盛国家。因而中华民族内部一向以来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，文化上形成了多元性与同体性互含、“多”与“一”会通的深厚认知理念：从孔子的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、“和而不同”，《易传》的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”;期间经过佛教华严宗的“一多互摄”，宋明理学的“理一分殊”，到近现代的“融会中西，贯通古今”，“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；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；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”，由是一种自古至今的“贵和”思想，相承相续地贯彻下来。至汉宋以后，“和谐”思想融入到“天人合一”观念之中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北京故宫的“太和”、“中和”、“保和”三大殿之名称，便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。“太和”是指宇宙的和谐，自然万物的和谐；“中和”是指人与人的和谐，人与社会的和谐；“保和”是指永远保持和谐。

自古至今，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与“和”字相连的词汇不胜枚举，如：和谐、和平、和睦、和美、和善、和气、和悦、和乐、和顺、和好、和畅、和蔼、和缓、和解、平和、温和、祥和、和为贵、协和万邦等等。

因此，有人说中华文化是一种“和合文化”，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亲和型文化，主张和而不同，阴阳互补，对立统一。影响所及，历代政权主流宗教政策，皆是三教或多教并励、因俗而治、以教安边；而历代人文与宗教文化的主流走向，亦是三教与多教合流、辅政劝善、相互吸纳、中道不偏。由此形成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多元共和模式：宗教以人为本，宗教以人文为主导。

在儒家中和之道、佛教和合之道，与道家柔和之道的影响下，宗教的和平主义自然成为主流，极端主义不易产生，因而形成“政主教辅”型的政教关系；由于宗教有深厚的爱国守法传统，因此，宗教的内部关系，宗教之间的关系，宗教与社会的关系，均以“和谐”为主调，而且彼此日渐接近；以敬天法祖为基础，以儒学为主干，以儒、道互补为底色，以儒、佛、道三教为核心，形成有中心、有层次、向外开放的结构，使信仰从属于道德；强调救世尚德，以行善去恶为修行第一要务。

由此可见，“和谐”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；如今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，它所描绘的是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，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——由“和谐”推展为“和平”，人人和平、社会和平，国家和平，世界和平。这是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、不同国家、不同人民的共同理想与愿望。

一如众所周知，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，积极适应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被称为“佛教的中国化”；在此过程之中，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更从中国传统“和谐”文化中吸收养分，使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，形成了中国佛教独特的“圆融观”或“圆融精神”。

中国佛教的圆融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。考之典据，“圆融”一词，最早为天台宗所用，署名慧思大师所着的《大乘止观》中，论述“自性圆融”、“圆融无二”、“圆融无碍法界法门”。还有智者大师《观音玄义》、《法华玄义》等著述中，多次出现“法界圆融”、“三谛圆融”。“圆融”在华严宗哲学中更显重要，有“六相圆融”、“圆融行布”、“三种圆融”等说法。

禅宗、真言、净土等诸宗著述中，也常见到圆融之说。可知它是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重要思想。

何谓“圆融”？“圆”者，圆满具足，无所欠缺；“融”者，融会贯通，无所执着。前者是佛性论，后者是般若学。